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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5期
刊出日期：2024-05-05
产业研究
创新研究
国际研究
科技政策
科研管理
研究与探讨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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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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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深化区域创新的四个认知
李春成
2024 Vol. 5 (5): 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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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Vol. 5 (5):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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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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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下多元投资主体网络关联模式
程翔, 王宇琳, 张明喜
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是应对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命任务的重大制度安排,厘清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多元投资主体关系对于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创新基础上,归纳不同实践场景下多元投资主体的基本格局,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网络拓扑结构、中心性、核心边缘分析和密度分析手段,对多元投资主体的网络结构、网络中心度以及网络的整体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能充分调动市场与社会力量,各投资主体之间的信息、资源等流动加快,各投资主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企业在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24 Vol. 5 (5):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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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应急科普的法律规制:现状特征、实践困境与未来进路
王明, 宋黎阳, 郑念
加强应急科普的法律规制,其目的是规范以政府应急科普为主导的各类应急科普行为,发挥应急科普的舆情引导和应急救援科技支撑作用,提升全社会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整体效能。目前应急科普法律规制的体系还不够完善,相关法规零散分布在应急管理单行法与部门规章内,无法形成制度合力,导致政府应急科普权责与机制不明确、社会化科普行为管束不严、公众无序参与和信息辨识困难等困境。对此,需要结合实践探索制定《应急科普条例》,明确政府应急科普的领导组织体系和工作流程,并对社会组织以及公众个体的应急科普行为进行分类规范和引导。
2024 Vol. 5 (5): 1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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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人才引进待遇政策研究——基于56所高校青年人才引进政策文本分析
龙梦晴, 朱明俐, 邹慧娟
本文以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借助Nvivo软件,对全国56所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高校的青年人才引进政策文本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当前高校青年人才引进待遇政策过分注重保健因素,时常忽视激励因素,总体上以保障型政策为主、奖励型政策为辅,发展型政策很少受到关注。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高校青年人才引进待遇政策具有差异性:华南、华东和西北地区高校总体上优于其他地区高校,“双一流”高校、省属重点本科高校总体上优于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和高职院校。研究认为,高校青年人才引进待遇政策制定受到“才从财来”的保守观念固化、“财从才来”的发展理念不足等内因主导,以及多种急功近利因素影响、政府引导监督力度不够等外因助力。高校应从更新思想观念、做好人才规划,青年人才应从克服利益诱惑、积极主动作为,政府应从加强宏观调控、强化督促监督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进行优化。
2024 Vol. 5 (5): 2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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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管理
34
全球公共产品视域下大科学工程的全球化有组织科研
苏明, 李炜, 刘洋溪
大科学工程是大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项目,政治逻辑是民族国家投资建设大科学工程的主要逻辑,通过发挥基础研究的先导性和风险评估功能,将纯科学价值融入到政治逻辑之中。由于大科学工程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大科学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会产生搭便车和供给不足的难题。大科学工程能够在高端制造、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形象构建、区域均衡和合法性提升方面提供正向效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需要在风险防控的前提下,通过大科学工程推动国家协同创新体系建设。要实现全球协作的大科学工程持续高质量发展,需要推动大科学工程由政治逻辑转向科学逻辑,将大科学工程全球化协作责任化,创新大科学工程的全球化经费供给机制,对大科学工程全球化有组织科研进行选择性激励。
2024 Vol. 5 (5): 3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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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国家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运行绩效评价研究
卢祖丹
科学数据平台为推行数据开放共享实践提供基础设施和机构保障,其发展在后疫情时代数据“无接触获取”需求下显得尤为迫切,而良好的运行绩效则是数据平台功能发挥的先决条件。以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调整优化名单中20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为研究对象,基于平衡记分卡理论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数据平台运行绩效进行评价。研究发现:国家数据平台在服务形式多样化、制度标准建设、数据描述规范化与科研效能发挥等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但仍存在重存储轻共享的“数据貔貅”现象,而数据获取过程繁复、数据时效性不强、不太注重用户参与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也亟待解决。
2024 Vol. 5 (5): 44-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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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自主权对技术转移效果的影响
张明倩, 冉美丽, 孙艺菲
针对中国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转化动力不足、转化能力较弱、决策效率低下的现实问题,研究讨论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自主权对技术转移效果的影响,发现拥有自主权的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可以通过更加灵活的选人用人机制、更加充分的科技成果裁量权和决策权对技术转移产生积极影响,区域技术市场发达程度和区域科技成果供给活跃程度会影响高校技术转移机构自主权与技术转移的关系。研究结论可为探索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高校技术转移机构在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提供改革启示。
2024 Vol. 5 (5): 5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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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
65
比较视野下国家创新平台的历史演进及发展趋势
牛昊, 王倩
国家创新平台是应对国际科技竞争、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实践载体和重要依托。本文从国家创新平台的形势背景、基本属性和组织类型出发,界定国家创新平台的概念内涵与主体构成,并指出国家创新平台所具有的战略先导、政策支持、公共导向、系统多样、动态演化、开放包容等内在特征。在比较视野下,国外国家创新平台经历了萌芽探索、雏形显现、初步建立、走向成熟、高质量发展等历史演进阶段,中国国家创新平台则历经探索奠基、起步建设、体系建设、战略推进的发展脉络。当前,国内外国家创新平台共同呈现出跨界融合、协同整合、数字赋能、弯道超车等发展趋势。面向未来和中国实际,中国国家创新平台需要在引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24 Vol. 5 (5): 65-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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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生态的构建及协调机制研究
马文静, 胡贝贝, 王胜光
通过整合互补资源打造创新生态已然成为新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组织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文章以新型研发机构为对象,基于创新生态核心组织及互补组织两个维度,分析其在创新生态构建中互补创新参与者的类型及功能,着重探讨不同参与者形成创新生态的资源化过程及协调机制。研究发现,创新生态不同参与者分别利用构建式前瞻资源化、嵌入式前瞻资源化及协作式前瞻资源化方式构建创新生态;通过研发支撑的共同战略导向机制、政府引导的协同转化机制及兼具公益目标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使得创新生态能够有效运行;由此归纳出围绕新型研发机构形成的创新生态参与者角色、前瞻资源化类型及协调机制的逻辑框架,以期为中国科技创新组织整合互补资源进行生态化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2024 Vol. 5 (5): 76-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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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研究
87
数字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价值捕获——基于要素组合视角分析
张小云, 凌丹, 刘慧岭, 金泽虎
本文基于2016版WIOT数据库,分析数字化对制造业价值捕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从要素组合角度探寻人力资本与数字化匹配程度在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价值捕获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①从整体上看,数字化可以促进制造业价值捕获;②从数字化来源看,国内数字化对制造业价值捕获的积极作用大于国外数字化;③分产业来看,数字化对低技术产业的价值捕获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对高技术产业的价值捕获影响不显著;④人力资本偏离数字化程度在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价值捕获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2024 Vol. 5 (5): 87-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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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耦合机理与实证分析
孙琴, 刘戒骄
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内部构成有所差异,但两者互为支撑、互为影响,存在很强的内在逻辑关联。在高质量发展战略引导下,探究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内在关联、耦合程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的耦合机理出发,从国家高新区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驱动机理、高新技术产业对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反馈机理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构建国家高新区与高新技术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并测算两者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从不同视角分析其特征。实证结果表明:①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相比于全国整体走势而言是上升的,但不同时间区间耦合协调度的等级不同。2009—2011年,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与低度耦合等级之间,2012年达中级耦合水平,2018年起处于高度耦合类型。②分年度看,2009—2010年耦合协调度类型为勉强协调,2012—2013年为低度协调,2014—2019年为中度协调,2020年达到高度协调。③分区域看,近年来东部、中部、西部耦合协调度值高于东北地区,但各区域整体表现为波动中呈上升趋势。
2024 Vol. 5 (5): 97-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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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的路径选择——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
梁经伟, 杨超, 尹梦菲, 钟世川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将国内国际双循环与装备制造业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的路径,并重点分析国内循环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循环显著促进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国际循环对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经济体具有正向影响,对处于低端位置的经济体具有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国内循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行业集中度双渠道实现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调节效应表明:国际循环会抑制行业规模和技术进步对国内循环的提升作用,进而影响全球分工地位。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破除“低端锁定,高端封锁”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2024 Vol. 5 (5): 109-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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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讨
120
人工智能驱动科学研究的逻辑、风险及其治理
徐东波
基于颠覆性创新技术的人工智能具有独特的科研驱动逻辑:通过催化驱动提升科学研究效率,通过协同驱动促进多维融合交互,通过算法驱动打破研究路径依赖。三重驱动逻辑的本质是某种形式化、程序化赋能,科学能否取得实质创新,关键在于科研人员、人工智能的创新潜质及两者的耦合交互水平。人工智能赋予科学研究新前景的同时,亦内隐多重潜在风险,如科研行动“道德失范”、研究过程“机械隐蔽”、形式创新“模糊真伪”、学术责任“无人承担”等。为降低驱动风险与提升驱动韧性,需要规制人工智能系统开发与应用,引导科研人员开展负责任创新,推进科学家与人工智能深度协同交互。
2024 Vol. 5 (5): 120-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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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数据要素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视角
贺娅萍
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打破了传统的国际循环,大规模科技创新活动驱动全球价值链发生解构与重塑。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资本-劳动-技术”范式向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复合要素”范式转变,其中具有显著溢出效应的数据成为关键要素,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走向。文章通过构建嵌入数据要素的广义生产函数分析数据新要素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效应,并将全球经济失衡下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变化效应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引入全球价值链重构计量模型,考察数据生产要素对不同类型国家、不同制造业行业影响效应的异质性,探究数据要素推动国际分工格局演变的内在机制。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世界经济失衡倒逼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发生重构,数据要素赋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和新优势构建,加速了全球价值链体系调整步伐,并且数据要素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效应表现出国家和行业异质性特征。
2024 Vol. 5 (5): 130-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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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的理论证成与初步构想
严驰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重要技术分支,不仅起到驱动数字经济变革和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的正面效应,也引发若干新型社会问题和国家安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的提出正当其时。欧盟作为数字时代中美之外“第三极”力量,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应秉承“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先行设计合理的技术规制方案,利用《数字市场法》中的“守门人”制度,防范和化解模型运营商潜在的垄断风险,从技术角度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视为《数字服务法》中的“在线搜索引擎”,为构建更具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球治理方案奠定基础。
2024 Vol. 5 (5): 140-1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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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深度合成技术的社会安全风险:样态表征、生成机理与敏捷治理
李猛
深度合成技术展现出强大的通用性,技术嵌入社会解锁海量应用场景,颠覆人们的生产生活,衍生的社会安全风险如影随形。深度合成技术的社会安全风险样态表征为社会秩序的冲击、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信任的危机。依据人-机器-环境的系统理论框架,深度合成技术社会安全风险的生成以风险源、生态诱因、传播媒介为生成机理,由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等风险的联动与叠加,使社会安全风险呈现爆发和治理的复杂性上升。基于敏捷治理理论,从技术敏捷、组织敏捷和价值敏捷入手,通过使用多维组合的治理工具、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主体以及坚持多思平衡的治理理念,实现深度合成技术社会安全风险的敏捷治理。
2024 Vol. 5 (5): 149-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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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
160
21世纪美国科技外交评析:从合作性外交到竞争性外交
莫非, 王子玥
科技与外交的结合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专门的科技外交概念及相关的政策话语兴起于21世纪初期,目前仍是一个较为新兴的概念。在“知识-权力”的视角下,科技外交的本质是国家行为体通过调节不同知识载体的跨境流动方式,从而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外交实践。科技外交的实践模式可以是竞争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且往往呈现为合作性措施与竞争性措施并存的政策群。纵观21世纪以来美国所推行的科技外交政策和背后的战略动因,可以发现,在决策圈的操纵与科技界的文饰下,知识载体的跨国流动或封堵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工具。在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初期,恢复美国的“海外声誉”是美国科技外交实践的重心。在奥巴马执政期间,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科技外交的实践重心逐步由“恢复海外声誉”向“强化实力地位”转型。自特朗普政府起,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框架下,美国的科技外交实践完全倒向以竞争性手段追求绝对安全、护持霸权利益的一侧。眼下,拜登政府虽然强调科技接触对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意义,但不会影响其继续对华深化竞争性科技外交实践的进程。
2024 Vol. 5 (5): 160-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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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知识产权还是科研诚信:美国制裁涉华科技人才法律措施研究——以“中国行动计划”为例
肖冰, 刘超超, 魏莱
2018年末至2022年初,受“中国行动计划”影响,中国海外人才引进工作遭遇困难。“中国行动计划”实施情况显示,其舆论宣传和政策实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知识产权是宣传的主要议题,科研诚信是实践的核心要旨。因此,相较于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而言,科研诚信应该成为中国应对和防控海外人才引进工作法律风险的重点。在应对措施方面,要在加强立法工作统筹协调的同时重视法规的可实施性,确保各项规定能在人才工作中得到落实。
2024 Vol. 5 (5): 169-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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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国家支持模式——以韩国半导体4M DRAM联合研发项目为例
彭晓艺, 周程, 张赤东
半导体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有典型的国家支持特征,相关的日本和美国经验得到广泛重视,而韩国经验却仍待深入探究。作为Chip4联盟之一的韩国,其半导体技术创新赶超起始于1986年实施的4M DRAM联合研发项目。本文基于大量韩文资料,深入分析韩国半导体4M DRAM技术攻关项目从启动到目标定位与任务分解、过程组织与管理以及成效与经验的政策全过程,总结出“国家主导”与“企业主导”并行,以国立科研院所为统筹单位,通过大型科技项目,支持多家企业联合研发的韩国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模式。在分析其成效与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政策启示。
2024 Vol. 5 (5): 178-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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